四、保持中高速增长，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途径 要想保持中高速增长，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什么样的途径呢？特别是，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途径就是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了大量十分具体的改革任务，最具决定性的任务都要在2020年完成。落实两次全会确定的任务，我们就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从经济学上说，所谓改革，就是校正扭曲，使潜在的生产力释放出来。 第一个最大的潜力在于释放农业人口。2014年，我们的城镇化率是54.8%，比我们相近发展水平的国家低10个百分点；而且其中按户籍人口算城镇化率为35.9%，其他是所谓的常住非户籍人口。我们必须要劳动力人口的增长，才有增长的基础。那怎么释放人口呢？一个是改革农业，2014年，我国粮食生产1.2万亿斤，但各级财政大量补贴，是一种从种子到餐桌的全程补贴。补贴干预了资源配置。比如说，东北应该是漫山遍野大豆高粱，但是补贴后的玉米成本是6毛钱，国家再按八九毛钱收购，相当于再补贴，所以农民都改种玉米。但玉米市场价格人为抬高，玉米加工企业大量亏损，又在争取国家补贴，于是补贴变成指导资源配置。我们应该减少对价格的干预性补贴，可以对勉强耕作的农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等生态恢复的活动给予补贴，而对农业生产应回到承包制时的种什么、怎么种、怎么卖、怎么用由农民自己决策。现在的做法就是国家用所谓的经济杠杆直接配置资源，而不是市场配置资源，国家作为补充。怎么办呢？就是把价格放开，让农民根据比较效益自主决策。资源配置的结果，很可能是因粮食收益不高，出现耕地集中化经营，达到平均收益，分散的农户发展各类种养业，相对收益较高，农业合作组织获得发展，帮助农民连接市场。目前，经过大量补贴后，我国粮食价格仍高于国际市场，反映了我国的农业资源条件相对较差。价格放开之后，资源配置的结果，必然是粮食生产减少。其实不必过分担忧，适度进口就行了。例如，阿根廷关心的是中国人得买它的大豆，韩国人拍的纪录片《超级中国》，一上来就说阿根廷40%的耕地种的是大豆，主要卖给中国人。种大豆的收入比过去畜牧业收入高，阿根廷能回去吗？他们会卡着不给我们吗？如果我们不进口，这些国家马上会来交涉。我们保住了基本口粮，一些非关键品种如籼稻都可以适度进口。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主流。特别是民选政府国家，如果卡住农产品出口，政府就要丢选票，就站不住。那么，如果发生严重紧张的国际局势呢？很好办，保留一年的库存周转，搞好种业，然后还草一耕，几个月就长出小麦，还湿一耕，几个月就长出水稻了。 放开价格，让市场配置资源，实际上是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市场配置。按照三中全会确定的任务，农用土地的流转试点现在也已经开始了。还有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与国有土地在同样用途管制的情况下，同等入市，也在选一些地区做试点。这些全部推开后，几百亩上千亩的大户就有可能越来越多。当然在WTO“黄箱”约束之内，我们仍可以适当地对粮食提供补贴，但是不要全过程补贴，应该实行后补助。所谓后补助就是设定一些标准，比如按农药、化肥残留标准。因为施用农药、化肥越少，产量越低，适度补贴后还可以卖高价，让农户自己选择。通过对上述方面的改革，我们可以释放出农业劳动力、合理利用农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农民的收入也可以增长。 第二是户籍改革。这也是市场配置资源的重大改革，而且公共服务资源应该随着人口的流动，特别是其中的教育，当然也包括卫生和医疗等。财政部和教育部合作，推行终身学籍制度，正在探索义务教育资源随着学籍流动。户籍制度改革现在已经开始了，但是不理想，2014年7月份户籍制度改革文件下发，到现在为止有14个省市出台了落实的方案，而人们最愿意落户的那些省份一个也没有。 第三，合理的城镇化。大量的研究表明，以大城市、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带，包括周围的小城镇，才有就业机会，比如设计、物流、生活服务，以及围绕制造业的一些生产服务业就业。西部地区很可能围绕省会以及一两个重要城市，形成城市带。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农业人口转入非农部门，于是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我们必须打破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一些障碍。现在各地都对劳动力流动有限制。在1954年《宪法》中，我国劳动力人口是有自由迁徙权的。1958年的时候逆转了，因为全面进入计划经济，随后实行最严格的人口流动管制，直到1982年《宪法》重新修订，但当时仍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其后屡次修改《宪法》，劳动力充分流动这个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在宪法正文中都没有改入。目前相当多的地区规定必须有产权房才能够落户。这也是造成住房价租比畸高的重大扭曲。租房为什么不能落户口，在德国80%的人租房，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大城市病”。 劳动力向最能发挥其效能的领域和地域流动，是城镇化的应有之义。当然，可以有适度限制，主要是考虑公平性。有的国家的一些省州规定，要在当地交税达到一定时间，子女才能享受上省州立大学的优惠。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服务业和制造业有可能向价值链比较高的方向发展。实现这一条就需要解除管制，放开市场进入。现在国务院正在推简政放权。克强总理一直在讲，创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环境，已产生应有的效果，特别是在创造就业方面。在进一步解除管制的同时，政府也可以采取适当措施，支持引导企业向价值链高端发展。财政现在成立了一些基金，把过去直接面对企业的资金改造成“种子基金”，就是引导社会上的一些基金对企业创新投资，比政府自己做要强，而且还减少了腐败的机会。 当然，讲到城镇化有必要讲房地产税。我见过很多文章说地方主要靠土地财政，是看到土地基金年收支规模达到四、五万亿。实际上地方在土地上的净收入并不多。全国平均，土地拆迁补偿、安置及土地整理后的净收入约占毛收入的20%。问题主要在于地方不断依靠新增土地获得收入，造成了用地扭曲。今后农村建设用地在符合用途管制的情况下，同等条件入市，地方财政土地净收入还可能少一点，但是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能总是靠土地增量来解决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七八年，建设用地增加了70%多，常住人口增加了50%，人口密度是降低的。我们的城市不仅人口密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不要说OECD国家，而且交通还比人家拥挤。这就是用地扭曲的表现。今后应该有一个好的激励，而房地产税是一个好的激励。激励地方政府盘活存量，城市集约式发展。 第四，社会保险体系必须改革。社会养老保险必须改成国家直接管，才能形成劳动力自由流动。三中全会明确了要国家统筹，但是，必须要改目前的保险制度，因为这个制度负激励效应太大。不改成一个正激励的制度，也就是三中全会要求的多缴多得的制度，单纯提高统筹级次，就是灾难。社会保险要精算平衡，收缴、给付、投资收益以及替代率、给付年龄等等都是精算调整的因素。不然的话，我们也是过不去的，马上进入的快速老龄化更过不去。医疗保险问题也很多，但不再赘述。 上述这些改革都是三中全会中提出的重要任务，四中全会又提出了依法治国的180项改革。我们已经看到了改革正在推进，比如，在沈阳设立了最高法院的巡回法庭，管辖东三省，在深圳设了一个巡回法庭，管辖海南、广东、广西，全国至少还得设若干个个跨区域的巡回法庭，这是促进市场统一、公正的重大改革。巡回法庭属于中央事权，将由中央财政承担支出责任。中央财政的支出占比要提高，也是三中全会确定的。 总之，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下来的决定性任务，如果到2020年我们按时完成了，我认为是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而且这几年非常非常关键。由于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的因素，人家有二十年时间的变动，我们可能就只有十年要做那么多的事，才能够使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上去，走出停滞的陷阱。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推进改革外，还要处理好两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就是去杠杆化，不能再积累，但是又不能经济失速。在企业方面，现在股本市场比较好的时候，应该大力发展股本性融资，比如私募基金、风险投资。资本加大了，债务率就下来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失速和规范有时候是冲突的。改革是需要规范的，比如对地方存量债务的处理，要清理也要给出路。要置换债务缓释风险，转换方式，例如转成规范的PPP方式，从而在规范中增长。 另一个难题是社会稳定与改革力度之间，改革的进度和改革力度之间也要平衡。例如，2008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是一部过分超前的法，可能超前50年。但修改它要取得共识是很难的。2011年出台的《社会保险法》，规定个人账户可以继承。保险是大数定律，互济原则。买了保险最后的结果是相当于同等年龄段的人，互相之间互济。说直白点，就是短寿补长寿。保险法却规定为储蓄了，而不是保险。那么长寿者怎么补呢？只好提高单位的缴费率，大多数人却认为这是对的。医疗保险应该是一辈子缴费，而在我国退休后是不缴费的，绝大多数实行基本医疗保险的国家是退休后还要缴费。美国比较特殊，是65岁开始缴医疗保险，缴到终老。在65岁之前是税收政策支持的商业保险。这些难题都是老龄化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当前要解决的问题。 社会稳定与改革力度之间，改革的进度和改革力度之间这两个权衡，难度比20年前大多了。我认为，我们如果不采取措施，就有可能是5%左右的增长速度，但如果采取措施真正推行很好的改革，6.5%—7%是完全可行的，而且是实实在在，人民在当前和长远都受益的包容性的中高速增长。上述列举的改革措施，其实都是三中、四中全会规定的任务，有些已在推开，有的正在试点，有的处于积极准备阶段。我们要坚定地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文件规定的要求，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尽我们所能往前推，再难也要做到。现在正在开始研究“十三五”规划了，这些问题都摆在我们面前。不仅是指标，更大的是怎么落实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任务。所谓途径，就一句话，按照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真这么做就对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中高速的增长，而且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