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巫术情结：传统文化中的非理性因素
巫舞 资料图 一般人心目中的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加上道家和法家，共同构成中华文明的主体，成为构建中国人精神人格、政治理想及治国之道的精神及学理上的依据。但这只是中国人的显形文化，表现是大多数人在阳光下的面貌特征。而在另一方面，在不少人的内心深处，甚至在人口绝大多数的从王侯到小民的人群之中，巫术思维的幽灵却始终缠绕着他们的灵魂。非理性因素至为强大，加上人性自身的弱点，从而抵消了作为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文化关于德性、仁义等说教的影响力，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埋下了动乱的种子。而以上情形的形成，又在一定程度上与儒学本身的缺失有关。 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其所规范的社会理想和道德伦理，虽然缺乏民主和平等的思想，但其向往大同、主张选贤任能、承认民本和关注民生、主张行仁政、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点主要是针对统治者说的），以及主张中庸、和谐等，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是符合人性需求和社会公义的。但由于中国古代哲人（不但儒家，也包括道、法诸家）一般都是理想主义和精英主义，他们所追求的道德理想，往往由于其陈义过高，难以为一般读书人，特别是那些以满足自身欲望为最高目的的君王所服膺，因而更难为一般庸众所接受。而儒家对人群的君子、小人两分法，则客观上将大多数人排斥在圣贤之道以外，使所谓的“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普遍评价无法落实。 由于古代教育普及率的低下，由于儒学的非宗教性且忽视普遍的宣传工作——儒家没有类似西方基督教那样专门从事教义宣传的教士队伍，而且关于儒学经典的通俗化和普及化也远未完成，传统儒学只能依附于王权和中国社会所固有的宗法系统来灌输一些关于忠、孝等方面的基本教条。而一旦离开血缘亲亲的谱系，讲什么兼济天下、民胞物与，以天下为己任，则很难得到一般人的共识。儒者所倡导的存、养、省、察，义利之辨，正心诚意的功夫，基本上是与普通大众绝缘的。由于此，儒家失去了“弘扬圣道”的群众基础。也正因为此，儒家所高唱的“化及民”的使命远未完成。另一方面，儒家所倡导的道德修养的艰难与被定为官学且成为士人猎取功名的主要手段，必然导致伪饰盛行，从而极大地败坏了儒者的声誉。以上这些，使儒学自汉以来虽一直处于独尊地位，但始终只是虚悬于上，未能如基督教那样真正深入人心。一千余年的科举制度确立了儒家经典在读书人心中无可动摇的正统地位，而大多数人仍只将其视为进身之阶。很多人将儒家的经世致用理解为升官发财。由于儒学地位只能靠世俗功利来支撑，当然只能是形而下的东西。而孔子所说的“朝闻道、夕死可也”的道的至上性和形而上的品格，在绝大多数捧读儒书的人心中也就阙如了。儒学无法植根于广大人心，是其衰败的重要原因。近百年来儒学体系轰然坍塌，虽然与源自西方的各种思潮有关，但自身脆弱、缺乏根基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反观世界不同民族的各种宗教或意识形态，同处于相同潮流冲击之下却岿然不动，就足以说明历史上儒学于民族精神扎根的深度及存在的实际影响是何等薄弱。 在中国历史上，儒学是官方文化，它是显性的，处于庙堂书斋及一切庄严的场所。而另一方面，一股强大的巫术潜流却弥漫于从皇帝至村妇野老之中，与那些在“动、静、云、为”上恪遵圣道的经师、儒生相比，其人数的多寡是显而易见的。作为有着庞大人群基础的一种潜在的心理情结和思维定势，巫术具有巨大的非理性力量，所以这些公然的异端往往成为历史上众多大变动、大转折的动因。“子不语怪、力、乱、神”，正表明孔子明知其力量强大而有意回避。而正是这种强大的潜势力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动乱之源。 巫术，这个与人类历史所共生的东西，是人恐惧和欲望的产物。巫术的归宿应当是宗教，但中国的巫术却始终未能上升为真正意义的神学和宗教，而是一直停留在万物有灵论的阶段。这应该是由于中国社会上层理性力量过于强大，阻碍了宗教势力的成长。这样，巫术作为一种信仰长期保存于民间。直到西汉建国前后，巫术及其思维形式仍保持原初的面貌。刘邦出身底层，且为楚人，所以有汉一朝巫风甚炽。秦末陈胜起义时的鱼书狐鸣，刘邦起事后宣传的斩白蛇起义，以及此前出现的“始皇帝死而地分”的刻石，均是有心者对巫术的利用。陈胜、刘邦等人没有高贵的血统，没有可以凭借的势力地位，也没有可资号召的道德学问，他们只能靠“神道设教”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所谓赤帝子杀白帝子，正是这种方法的妙用。刘邦以儒冠为溺器，也是因为孔夫子的学说对他打江山毫无用处，而巫术神话却可为他当皇帝制造合法依据。《汉书·郊祀志》载： 二年（冬），东击项籍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矣，乃待我而具五也。” 神话巫术可以任意解释，十分方便为新王朝受命于天找到神学依据。而这种功能，作为儒家学说的六艺之道是完全不具备的。所以刘邦说：“吾甚重祠而敬祭。”也正是人们看到了儒学的这种明显缺陷，才着意编造出一些包含大量神怪之说的“纬书”，给孔子戴上神的桂冠，这当然是后话。 汉代的祠祭，从上帝到山川百物，以致无论什么牛鬼蛇神，都受到认真的顶礼膜拜。而巫及方士则是沟通神、物与人之间信息的桥梁，这些有着所谓特殊本领或特异功能的人，则受到皇家的礼遇和尊崇。汉朝诸帝包括高祖、文帝、景帝以及那位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著称的汉武帝，无不重祠祭、礼方士。其中著名的方士辛垣平、李少君、游水发根、少翁、栾大、公孙卿等都因缘际会，受命为皇帝寻找不死仙药。由于帝王对长生不老的渴求，这些骗子大多受到皇帝信任，身居高位，富贵荣华。奕大封将军，位通侯，以武帝公主为妻。“数月之间，佩六印，贵震天下”。比之号称大儒的董仲舒做一个江都王相，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自从汉武帝号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人们普遍以为中国从此成为了孔夫子的一统天下，而实际上情况却远非如此。据《史记》载，“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在武帝即位的第二年，就修建了规模宏大的柏梁台来供奉“神君”。而所谓神君，竟是一因难产而死的长陵女子。武帝崇信神君，是因为他的外祖母臧儿认为，是她长期供奉这位神君，才得以使她的女儿，即汉武帝的母亲王夫人成为皇后，从而使刘彻登上皇位。而武帝也深信，他之所以坐上龙位正是这位神君的赐予。号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虽然致力于人间的事功，但更迷恋天国的长生。他对求访仙药的兴趣大大超过了其对儒经研读的兴趣。为了求访仙药，他不惜耗资巨万，不遗余力，且屡遭失败却从不后悔。当他听到方士讲黄帝乘龙升天的故事时，感叹道：“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履耳！”对比于神仙方术的崇信，儒术在他心目中究处何种地位是一清二楚的。如果说汉朝皇帝（也包括以后历朝皇帝）公开主张尊儒是出于巩固统治这一现实需要的话（其实阴面主要还是法家法术的暗中驾驭），那么其对巫术等神怪的崇信则是出于内心的本能诉求。汉武帝时的政治，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巫术政治。方士以寻访仙药而贵幸，方士虞初以诅咒匈奴、大宛而封侯，皇后、太子、公主、诸王纷纷将巫术作为争宠固位甚至夺取最高权力的武器，最终导致征和二年（前91）汉武帝义子交兵，造成长安数万人流血的巫蛊之祸。事实证明，由巫术这种非理性思维所煽惑起来的极端欲望，会完全打乱由儒家思想所构建起来的亲亲仁孝的社会格局，是对整个民族人性的深重戕害。 巫术是一种非理性思维，它是反文化的。皇帝重巫术，一为求长生，一为远祸害，都是以极端利己之心为前提的。《汉书·郊祀志》说：“祝官有秘祝，即有灾祥，辄移过于下。”即祝官一旦发现天象有不利皇帝的情况，则采用巫术，将其转移于臣下来承担。在古代，因星变杀大臣的事屡有记载。这些皇帝以极其郑重的方式，由祝官（巫）将自身的灾祸转嫁于臣民，这种勾当，与孔子所言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信条是南辕北辙的。巫术的盛行，必然使公理和正义的说教无存身之地。 巫术是一种粗陋的神道观，它相信自然界的一切——包括山川草木、动植器皿以及一切具有神秘特征的死人活人，都拥有使人致祸得福的力量。由于此，巫术具有极强的造神功能。这些神除了具有极大的施暴能力外，不具备正常宗教所奉神道所具有的聪明正直、全知全能、赏善罚恶的神性，而是有着嗜血、贪婪、狂暴的秉性。它们只以祝祭者祭品是否丰厚作为其对人施福降灾的唯一标准。按照巫术思维，仁、慈绝非神的美德，而只有其对人施暴能力的大小才决定其在神界的地位。因此，巫术的神道观与儒家的性善论是水火不容的。巫术的炽烈，最后导致人们人格的冷酷与麻木。由于这种原始粗陋的迷信的长期浸淫，导致人们养成对威势者谄媚、对弱小者凌辱的思维定势。在这种心理笼罩下，一些人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奉为处世准则，相信贿赂、奉承、欺诈以及一切欺心害人之行是通行于人神两界的大法常经。至此，整个民族人格就被严重扭曲了。 汉以后，史书上有关宫廷巫术活动的记载减少了，这表明汉以后统治者对修史的监督加强了。事实上，直到明、清，皇帝们对巫术，对求仙，对长生不死的热情从未衰减，利用巫术施于其政敌，更是无世无之。《隋书·文四子传》载隋文帝之子杨秀与其弟汉王杨谅争宠，杨秀对杨谅施以巫术，将杨谅及其父母杨坚夫妻（当然也是杨秀的父母）的画像埋在华山下。对杨谅“画其形象，书其姓名，缚手钉心，枷锁杻械”，并写上如下文字：“请西岳华山慈父圣母神兵九亿万骑，收杨谅魂神，闭在华山下，勿令散荡。”对其父母杨坚夫妻，也如法炮制，其文则云：“请华山慈父圣母赐为杨坚夫妻回心欢喜。”以上作为，与《红楼梦》中赵姨娘请马道婆所施伎俩完全如出一辙。足见巫术作为一种反文化现象，在历史流变中长盛不衰的情形。 巫术神怪被最高统治者视为满足自身最大欲求的利器，则必然为广大臣民所效仿，甚至儒士也往附会其术以增加身价。汉世谶纬及阴阳灾异之说的盛行，表明儒者向巫术方士的靠拢。以后的大部分读书人，一方面以“四书五经”为进身之阶，一方面又相信一切巫鬼及阴阳风水，他们从先儒所倡导的乐天知命转而向能帮助其改变命运的神秘力量祈求，且从而将一切欺世媚神的手段运用于人间。汉以后的儒生，在注经、谈玄、参禅、谈性理的同时，仍不时露出一股鬼气。连写了《谏佛骨表》、号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文公也要写一篇《祭鳄鱼文》，以显示那些山精海怪在他心中的位置。 由于帝王视巫术为夺权固位的工具，下民也就以巫术鬼道为造反的号召。与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不同，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并非是天灾连年，民不聊生，而只是因统治者统治能力的下降，而百姓又受深得官家信仰的太平道所发布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神秘预言所蛊惑，很快就使造反队伍发展为燎原之势。在由此而起的军阀割据与混乱中，造成了整个中原“千里无鸡鸣”的乱局。隋以后，谶纬之学被禁绝，从此相关的书已不多见，但其余波仍长期荡漾于社会底层。学者们所乐道的游民文化，巫术思维是其精神主线。宋以后的民间秘密结社，其核心内容仍离不开巫术。而民间关于所谓真命天子的谣言，则是其号召徒众的最有效武器。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导致大破坏的暴乱，一方面是因为统治者腐败乱政，另一方面则是源于下层的许多神怪异说所促成。由于巫术情结深藏于各类人群之中，各种天灾人祸与非理性因素交互作用，使得我们这个民族在几千年间始终处于治乱循环之中而消耗元气。直到今日，巫术思维仍有其潜在的市场。不少官员拜神问鬼，甚至与所谓的神秘大师称兄道弟，并祈求他们的保佑，荒唐至极。 如今，不少学者呼吁重建中华文化，并希望以儒家文化作为构建当今中国文化的重要素材。平心而论，这是在比较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流派后唯一可行的选择。但是，作为一种理性文化的儒家文化，在目前中国推行仍是十分艰难的。这必须仰赖全民教育的普遍改善和全民道德的普通提高。更重要的，是必须将其改造，使之容纳科学、民主的内容。否则，巫术的鬼气和专制主义的遗毒会在新的条件下卷土重来，给我们民族制造新的灾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