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通县文化局工作，绍棠也经常到通县来，这样我们的接触自然多起来，但是，我和他单独聊的机会却少了。这恐怕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在文学创作上成绩甚微，有“愧对江东父老”之感，不好意思找他谈；二是他实在大忙了，我不忍心打搅他。他构筑着自己的乡土文学大厦，他操心着通县的文化建设；特别是对通县的文学创作活动，绍棠可以说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帮助组织通县的文学创作队伍，为文学刊物《运河》呐喊助威。为业余作者看稿改稿。甚至为通县乡村的油印刊物题写刊名，撰写稿件，担任顾问。在他和浩然老师的“鼓动”下，通县的文学创作“火”了起来，一度竟形成了气候。文学社团竟相出现，业余创作队伍迅速扩大。有一次，通县文化馆办文学创作班，业余作者竟达到二百余人。绍棠、浩然、林斤澜、从维熙、邓友梅、徐刚等全国著名作家都曾到通县授课。就是在这种“气候”影响下，通县的作者们迅速地成长起来，有的成为全国很有名气的作家，有的成为文学评论家；有一批人成为中国、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大批的文学作品在省市级刊物上发表……在这里，多想向那些研究刘绍棠的学者们进一言，在研究绍棠文学作品的同时，是否也应该研究一下这一时期通县的文学现象？研究一下绍棠在通县的文学普及活动？否则，会给乡土文学理论留下遗憾的。 1995年10月，我们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地的回声》出版发行。我、刘祥、康达前去看他，送书请他指教。他已经病了七年，明显地衰老了，但仍神采奕奕，谈笑风生。他对我们出书表示祝贺，说了许多鼓励的话，并且对写企业家、劳模题材的作品谈了自己的看法：写这类作品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要把真实放在第一位，要把美溶在作品之中。他谈到鲁迅，谈到了孙犁，他对这两位文学大师非常崇拜。他好像不太喜欢周作人。我想，绍棠不喜欢知堂先生，恐怕不是他的作品，大概是他的人品吧！ 那天，我们谈了近两个小时，几次想走，都没有走成，被绍棠留住了。他和我们照了相，赠送了《刘绍棠文集》（卷一），并在扉页上签名留念，我记得，给我和康达签的字是：“建山存念”“康达存念”，给刘祥签的是“刘祥同志存念”。他笑着说：“你的名字是两个字，不加同志不好听。” 以后，我和绍棠老师见过几面，但每次都匆匆而别。我总觉得他的病一定会好起来，我们畅谈的机会还很多，谁料想，他却匆匆地走了。 我悲哀，我们失掉了一位好老师，好兄长，中国文坛失掉了一名乡土文学大师。在庄严肃穆的追悼会上，在那悲壮的哀乐声中，我默默地注视着他那亲切熟悉的面容，甚至产生了一种幻觉：绍棠从灿烂的鲜花丛中走出来，笑呵呵地说：“哈哈！家乡来人了！” 1997年4月 时间过得真快啊！绍棠老师离开我们近30年了，先生音容笑貌依然浮现在我的眼前；这是绍棠老师去世时我写的纪念稿。读起来仍然感慨万千。今年是绍棠老师诞辰90周年，重发此文，以示纪念。 郑建山又及。2026年3月20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