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 村庄是村里人的村庄 盖房子、娶媳妇、生孩子，是农民的大事。最具体可见的，就是房。政府深知，也只有房，能把农民吸引到村庄，吸引到脚下那片土地，吸引到集体的事上。 但村庄是村里人的村庄，他们才是主体。政府再强大，也替不了他们过日子。村庄改变，依靠的是群众。能走多远，要相信群众。 讲道理容易，做起来很难。都要到城里买房了，谁还愿意花钱去改造老宅子？农民有农民的精明，能挣的钱准挣。可他不愿改，你说他保守，那是他稳妥。 专家的眼光，群众也看不上。孙君说土的、旧的、当地原汁原味的房子好。村民摇头，还是新的好，像城里一样，水泥板，明晃晃贴着白瓷砖。 虽然村两委“唱主角”，可改房这事，村干部不能带头。每改造一平方米，财政补助130元，贷款可给两年贴息。胡静看得明白：“群众吃肉，干部连汤都不喝，他才服你！”有利的事，村干部不占先。家家动员，孙君拿着手绘的一张张效果图，苦口婆心劝一个月，终于说动了党员张厚健。 张厚健对老屋不满意，儿子回来都不愿住家。改造预算大约得花七八万元。张厚健吓了一跳，太贵！孙君赶紧说，4万，4万就可以了。 没想到盖了拆，拆了盖，匠人只会钢筋水泥，早已不会门楼瓦片。“这是拿我家练手啊！”这回轮到张厚健着急了，赶紧吧，让我得有地住啊！可工匠认真，效果出不来，接着改。 最后算下来17万元，天文数字。坚决不接受的厕所进屋，进了；死活要留的院墙，拆了，山水尽收。在参观者的赞美里，半信半疑的张厚健也满意了，面积大了，功能全了，加固了，隔热了。别人来打听，他帮着隐瞒数字：“别因为数大，吓得都不改了。”但农家乐帮他迅速回本，“要愿意做饭，你做吧，累死你都有人吃！” 这一来，累坏了孙君。2011年上半年，他家家动员都不干。下半年，只要进村，谁逮住他就说房子、“画”房子。 但政府划下了红线。尊重自然环境：不砍树，不填塘，不挖山，不扒房。尊重村庄肌理：改水、改厕、改厨、改房，让现代设施和功能进来，保留村庄形态，不大拆大建。 村庄最细微的美，都得到了尊重。没有一味用新代替旧，新旧在叠加。任何一个村，少说数百年，村路布局里是历史，是乡愁。片石砖木，都重新派上用场，成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宝贝。专家、村民、工匠在“慢”中投入，带着温度，带着敬畏，修复着村庄。 村里两处土坯房，久不住人，再过两三夏，也就塌了。村民说土坯房“住够了、住伤了”。可被精心修复出来，成了全村最高端的茶社。原村小学几处教师的旧瓦房，内部按星级宾馆装修，变身郝堂最安静雅致的院落。留旧不是为了矫枉过正，而是要唤起村民对农村的尊重与自豪。 郭瑞民、王继军这样的市、区领导也常出现在村里，他们不批项目，不下指示，只是随时关注着变化。王继军提醒村里，也提醒自己：“政府习惯讲效率，可农民的事急不得。你急了他不搞了，他认为你在搞政绩、搞形象。结果就是，你花了很多钱却换来他一肚子怨气。” 尊重群众意愿是态度，更是方法。参与的各方观念、角度、见解各异，说不拢怎么办？当专家和领导意见不一致，以专家意见为主；当专家与群众不一致，以群众意见为主；当群众与农户不一致，以农户意见为主。不以大多数的声音淹没少数人的声音。 村口路边有栋二层小楼，方盒子，白瓷砖，很另类，很扎眼。村里动员户主改，条件越谈越离谱。规矩不能坏，“山里猴，不能领头。”那就不改吧，最后反倒留下了当年的时空印记，增加了村庄的丰富性，歪打正着。户主如今想改，村里还得做工作：能否不改？ 郝堂的村居改造风生水起，政府只动用了360万元的补贴，“四两拨千斤”，农民自己的钱占大头。政府的主业不是给群众盖房子，而是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不粗制不滥造不糊弄，学校、卫生室、图书馆、居家养老中心、自来水、沼气、路桥，扎扎实实地建。钱哪里来？王继军说，号召相关部门向上跑项目，但绝非整合涉农资金，那会切走别村的蛋糕。鼓励去申请增量，“国家有这些项目，条件是谁干得好就给谁。”
蜕变—— 社会修复，化育民风 董光辉在郑州本已是一家报社的高管。2013年他无意中来到郝堂。9天后，他把全家都搬了过来。 当时孩子还有十几天放假，他说“不等了，搬家”。辞了职，驱车4趟，彻底成了郝堂的居民。在城市，他每天深夜2点还在熬夜。在村里他晚上8点半睡觉，清晨6点半跑步。他理由很简单，这里能给孩子最好的童年。 村里孩子见人问好，知道把瓜子壳捏在手心，不随地乱丢。学校就在村旁小山上，钟声响彻山湾。学校是政府和社会投资，台湾设计师为孩子们做的干厕，生态环保，参观者一拨又一拨。干厕的肥料可以用在孩子们每人分到的那块小菜地上。自家的狗跟着孩子们上下学。学校拿大自然当教具，带学生认花认草，炒茶品茶。“如果农村的孩子都不喜欢自己的家乡了，大了以后怎么会记得住乡愁？”校长杨文平坚持做理想中的乡村教育，不为“唯跳出农门论”而“自废武功”。 在郝堂，村民自扫门前屋后垃圾。反倒是城里来开店的不习惯，说门外不该他管。沿路丢垃圾，下塘折莲花的，往往是外来的游客，村里保洁老太太跟着一路捡。 吴凤超是80后，打工14年，现在带着家人回来，户口也从城市往回迁。他记得，过去村里偷个鸡摸个菜、拎个锅弄个油的事不少，现在夜不闭户。 如果仅复制郝堂的房，复制不了郝堂的神儿。很多内功，是看不见的。 在郝堂，所有的事情，必须跟老百姓商量着来。村庄能不能进车子？村里开村民会，一直开到夜里11点多，争吵的结果是：晚上游客少了可以进车，其余时间不能。 村规民约都是大伙这样吵出来的。村庄建设的“大事记”，厚厚一本，村里开的群众会数不胜数。有这样协商沟通过程，村两委强了，群众也认他们。如此建起的，是家园，是共同体。 如果想看轰轰烈烈的经济效益，很难看出郝堂的名堂。郝堂项目强调不过度注资，甚至对外来资本保有警觉，“引入建设主体时，一定不能剥夺村民的权益，不能把农民挤出去。”小小一粒莲子，本村人采，本村人卖，荷塘也是集体的。这样，虽说规模做不大，效率不是最高，可制度设计就这样，哪怕有一丁点挣钱的机会，都要给村民。 郝堂项目协调人禹明善总结，表面看，郝堂修的是房，其实重建的是信心，凝聚的是要素，修复的是村里的小社会，重现的是集体的活力。集体有资产了，才能管起大家的事，就像蜂蜜，最让蚂蚁抱在一起。
碰撞—— 观念的争吵与和解 农民改自家的房，没怎么想过旅游。可郝堂还是触动了无数外来的客人。 很多人找到了记忆中的乡村。乡村是有生机的，长着大树，升着炊烟，水里有鱼有虾；村里人是和善的，打着招呼，让你去家里吃饭……中华民族的根、文化的魂在农村，人们和泥土有着天然的亲近。在郝堂，大人找到了回归，城里孩子来了不愿走。晚上大大的月亮升起来，曾有孩子兴奋地问：“爸爸，那是什么灯？” 小小的郝堂，承载城市的差异，承载泥土根脉，承载故土乡愁。每到周末游客一两万人。问他们，看什么？往往是，不知道，就是想看。 每一种情愫，每一个细节，都映射着城乡的碰撞。譬如有人说：“村口小摊的户外太阳伞，应换成油纸伞……”马上有人打断：“农民不干！” 农民要什么？村里要有路灯。可是，农村宁静的夜晚不是他的美吗？过多的光线属于城市。最后路灯用了最节制的光。 有人说，房子是好看，就是电线杆乱，电线为什么不入地？有道理。可是，农村经常动土，碰断了，麻烦又浪费。 路、河，规划征地要截弯取直……慢着，这是农村，为什么不依照既有的山形水势？ 美化绿化，规划的树种开始是百日红、樱花。可是，它们不是土生土长的，要全部清除。 为什么总碰撞？郝堂发现，原来总用城市思维，求解农村的问题；总沿城市走过的路，认知农村的方向。比如，城市污水集中处理，农村也学，但怎能让农民每家掏污水处理费呢？ 郝堂是多解的。郝堂的意义，胡静看重“村庄新生，村业壮大”。孙德华是五里店办事处派驻郝堂的包村干部，他看重“农民对自身文化的尊重，并获得了自身建设、自我发展的能力”。五里店办事处党工委书记苏永华则说，郝堂价值在于“美丽乡村要用实干精神去‘慢慢’打造，用人文情怀去精心雕琢”。 也有疑虑：“农村活了，农民富了，可农业还是没人干。”30出头的胡涛上海有厂，每年销售额达千万元。他回来种地，种原种稻。他说：“村里种地的少，收益还是太低。” 还有更深的疑问：“离了帮助谈郝堂复制，能够自主进行吗？”“面对城镇化的大势，该引导农民走还是留？”郝堂已经触碰到了更深远的话题：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城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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