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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企业家才有企业精神吗?

2016-11-11| 发布者: admin| 查看: 8567| 评论: 0|来自: 新华网思客

摘要:   11月9日下午,第72期“朗润·格政”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迎进行了面对面的“切磋”,展开了一场可能被写入历史的辩论——“产 ...

  11月9日下午,第72期“朗润·格政”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迎进行了面对面的“切磋”,展开了一场可能被写入历史的辩论——“产业政策思辨会”,在三个小时的时间里,每当谈到企业家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时,都会闻到林毅夫和张维迎两人激烈交锋的“火药味”,剑拔弩张、金句频出。什么样的人才有企业家精神?政府是否该为创新者买单?为此思客特别摘编出两位学者的精彩观点,带你走进这场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学者思辨会.         

林毅夫和张维迎在谈企业家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时金句频出。

1、是不是只有企业家才有企业家精神?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张维迎认为只有企业家才有企业家精神,运用范围太窄了。熊彼特谈到企业精神,主要指发现机会。发现机会的不止有企业家,官员、学者也会发现机会。如果我们没有企业家精神,就不会来北大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更不会把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升级为国家发展研究院。

  企业家精神是很重要的,但是要先把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的制度条件研究清楚。我在因势利导的框架里面也非常重视企业家精神,每个国家都有一些特殊的要素和资源,这些要素和资源让企业家发现了机会,政府要帮助他把在扩张时的瓶颈和障碍排除掉,让企业家有获利的空间。

张维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林毅夫讲的另外一个需要产业政策的问题是市场协调失灵,没有政府协调市场会出现失灵,这也表现出他对市场机制和企业家精神的误解。企业家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发现市场的不均衡,然后进行套利,使得市场趋于均衡,协调供应和需求本身是企业家重要的职能。马云的阿里巴巴协调了数亿人的买方、卖方,联邦快递当年就是因为发现了美国政府邮政主导的市场失调创办了联邦快递公司,美国政府邮政部门强烈抵制,最后还是成功了,创办了现在我们讲的物流模式。

  我们今天谈的主要是商界企业家,我曾经在我的《博弈社会论》最后一章也提出过制度企业家、政策企业家。林毅夫教授本身也具有一定的企业家精神,但是这是企业家延伸的说法,我们不要把这个东西替代,然后说每个人都有企业家精神,这个推理是有问题的。

 

2、推动技术进步的是企业家还是政府?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获得成功的最显著的13个经济体中,他们有5个特征,一个是开放经济,一个是宏观稳定,一个是高储蓄高投资,一个是有效的市场,另外还有积极有为的政府。这13个经济体当中,有政府的产业政策来支持一些新的产业发展,这也是它们的共同特色。2011年一个经济学家出版的《企业家型政府》中,以企业的数据来研究发现现在美国在国际上领先的这些产业或者这些企业,他们早期的研发基本上都是政府支持的。基础科学的革命不受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是政府支持的科学家在推动。企业家的创新主要是在产品层面的创新,或者技术运用方面的创新,这些创新建立在基础科研和公用技术的突破之上,而基础科研和公用技术的突破大多是政府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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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和张维迎在思辨会现场针锋相对,再辩产业政策。

张维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在米赛斯·哈耶克泛式里边企业家是市场的主角,发现和创造交易机会是企业家的基本功能。企业家精神与产业政策存在矛盾。社会进步和人类富有的本质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需要依靠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来源是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日本早期的产业政策没有产生灾难性后果是因为日本的企业家有效地抵制了政府的干预,在汽车产业就是特别显著的例子,如果没有本田的抵制,就不会有今天日本的汽车产业。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中国改革的成功确实是往市场方向走,确实是越来越跟国际经济结合。但是不是可以把中国改革转型的成功简单归结为为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我不这么认为。90年代的时候其他跟我们处于同样转型阶段的国家,他们“四化”上面推行的比我们彻底,但是他的经济是崩溃的。维迎说政府选择产业,不是让企业家选择,我再次强调在我的两轨六步法中,只有一种产业是政府选择的,就是跟国防安全相关的产业,其他都是企业家主动选择,政府帮他解决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问题。

张维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一个国家如果老百姓吃的鸡蛋都是政府供应的,难道由此可以证明没有政府大家就吃不上鸡蛋吗?这就是问题所在,为什么鸡蛋必须由政府供应,因为你不让企业家供应,只能政府供应,你反过来说,这就证明政府供应是最有效的,没有这样的逻辑。

 

3、政府是否应当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补贴鼓励?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政府应该对某些产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进行补贴。补贴是帮助企业解决基础设施或者是帮助企业解决劳动力供给上面的限制条件时才需要的,如果企业想要让创新、驱动,风险资本出现,就要有那样的政策环境。如果全国都是那种情况,是不需要补贴的。我基本是反对补贴的,我所有的产业政策里面没有一样需要补贴的,除了对先行者的激励机制者的补贴,基本上可能就是税收优惠几年,量非常少。

  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必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如果他成功了,后面就会有一群跟风的竞争者,这样就得不到垄断的利润,这跟他付出的成本是不对称的。发达国家用专利保护来鼓励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让他们不怕后面的竞争者,这就是产业政策的作用。每个国家的发展阶段都拥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来帮已经进入这些产业的企业解决一些问题,比如交通基础设施不行,电力供应不足,政府管理琐碎导致的交易成本太高问题。如果中国有企业家要去发展航天产业,要是没有维迎批评的国家补贴,大概不会进入的,因为进去肯定是亏本的。

张维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林毅夫栩栩如生地把创新者比喻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认为政府应该补贴第一个吃螃蟹者。我没有考察过人类吃螃蟹的历史,但我相信,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定是因为自己想品尝美味佳肴的冒险冲动,而不是因为政府和其他什么人补贴才吃螃蟹的。

  林毅夫完全低估了企业家的冒险精神,企业家冒险是出于信念和愿景,不是出于计算。凡是要靠政府补贴才愿意创新的人,充其量只是寻租者,算不上企业家,补贴这样的人就会出现南郭先生滥竽充数的现象。为了激励创新我们确实需要专利制度,需要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甚至物质产权的保护,而不是政府的补贴。(本期编辑:孙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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