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好万里长城这一撇儿 中华民族有两大文明，最值得大书特书：一个是万里长城，一个是京杭大运河。万里长城是不动的，为的是“安居”，要“扎下根”，江山永固；京杭大运河是流动的，为的是“乐业”，要“走出去”，世运绵长。万里长城是一撇儿，京杭大运河是一捺。著名作家刘绍棠老师，写了一辈子，京杭大运河这一捺；徐则臣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北上》，通篇写的也是大运河这一捺。我和家乡的文学朋友们，应该努力写好万里长城这一撇儿。10月9日，北京市通州搞了一个“北京（国际）运河文化节”；刚刚20天，我们又在延庆区举办“长城文化论坛”，这是首都北京喜迎党的19届6中全会胜利召开，全市人民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多么有意义的两大盛事呀。 我的老家，是张山营镇一个叫苏庄的小村。 小时候，我往东一望，是山，太阳从那边升上来；往西一望，还是山，太阳从那边落下去；往北一望，又是山，山口还多了一座“古城水库”（现在叫“龙庆峡风景区”），我曾在水库下面的韩郝庄村上过三年小学；往南一望，仍然是山，山头上多了一道“八达岭长城”，我读中学时，每年清明节，大都要到八达岭附近的一个烈士陵园扫墓，听老前辈讲革命传统。 我掉进了山圈儿里，往哪儿走都是山，往哪儿看都是山景。这山圈儿真大，我和我祖祖辈辈的世界真大。三天三夜也走不到头。连夜里作梦也没有出过这个山圈儿。我家小院，那盘古老的石碾，就是天和地的中心。石碾“吱吱扭扭”，一圈儿又一圈儿，转着我们的日子。也像一首没头没尾的歌谣，絮絮叨叨，从早到晚吟唱着我的幸福和忧伤。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山圈儿叫“延庆盆地”。我是大山的儿子。因此，写东西的时候，我就呼作“远山”。这是老天爷和故乡母亲给我取的笔名。奉天承运，我一直都很听家长和领导的话。 我上初中的时候，村里来了一个工宣队，队长带了一本《革命烈士诗抄》，刹时点燃了我的心。我央求着借出一天，想把它抄下来。在课堂上，我刚抄下半本，没想到就让老师抓住了。原来这竟是本“毒草”。因为书里不仅有李大钊、蔡和森，还有瞿秋白。瞿秋白写了“多余的话”，已经成了叛徒。“诗抄”的主编萧三，那时也被打倒了。而革命先烈们的精神气节，却从那时起，默默长进了我的骨架，悄悄滋养着我的灵魂。潜移默化，让我有了“初心”和理想。 不久，学校又组织我们到县城，看电影《闪闪的红星》。散场后，老师和同学都走了。我又躲在影院偷看了一遍。出了影院，天已大黑，20多里乡间小路，我一个人黑灯瞎火跑回家，唱了一路“夜半三更盼天明”。竟没觉得害怕，浑身是胆雄赳赳。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准备着，时刻准备着。两只小拳头，攥得“嘎嘣嘣”直冒火星。 第二天，语文老师让我们写观后感，我心如潮涌，热血沸腾，立即写了一首抒情诗：《我是党的孩子》。老师喜出望外，让一个女同学朗诵，全班所有女生半数以上男生都感动得哭了，老师也哭了。我强忍夺眶欲出的泪水暗想：诗歌咋这么神奇而伟大呢？后来，我有幸读到了郭小川、贺敬之，怀抱两位的诗集，我惊呼：我的老师。 1979年上大学，我就读了中文系，没黑没白钻研写诗。算起来有40多年了。这次出版的《山一程 水一程》诗集，就是我从几十年创作的上千首作品中，精挑细选出来的。不知有没有一、二首，能让人再感动一回。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从此我知道了：最好的诗歌，都是用热血和生命书写的。 还让我欣喜的是：能够满怀激越和滚烫，参加家乡的这次“文学大合唱”，为明年的“北京冬奥会”备一份“文化大礼包”。在外奔波了大半生，花白了头发，沧桑了容颜，怀里揣着的，还是那颗热腾腾的赤子心。走遍了南北西东，也到过了许多名城，静静地想一想，我还是最爱——我的故乡延庆。 喝妫河水，吃妫川饭，故乡一口一口把我养大。我为什么还要离开母亲的怀抱，远走他乡呢？ 这要说到邓小平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没有邓小平果断恢复了高考，我不可能离开老家到京城上大学。这是北京招生北京分配的一所大学，那一年中文系招了两个班80人，只有我一个延庆学生 。 我总是敏感地觉得：老师和同学们有些蔑视延庆并蔑视我。同宿的蜜友，总逗我说话，并借机大夸我说：“一听你说话，就知道你是吃土坷垃长大的，纯种的山药蛋派。”为此，我发愤学英语，半夜三更，用我与时俱进的满嘴乡音，在水房忘情地朗诵莎士比亚的14行诗。同学们又笑着大夸我说：“老区群众就是刻苦。从八达岭广播站留学回来的，标准的延庆音。”我漂亮的英语女老师，也有幸听到一回我声情并茂的水房朗诵，便开始亲切地叫我“山姆大叔”。女老师令我感激涕零，遂让我毅然取缔了漂洋过海，远赴大不列颠深造的宏图伟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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