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江：在这些地方采访和生活有多困难？ 刘诗平：中国南极科考队前往南极内陆科考，海拔越来越高（昆仑站海拔超过4000米）、气温越来越低（都在零下20摄氏度以下），途中会不时遇到急速而来的暴风雪和天地茫茫一片的白化天，极难通行的冰丘密集区，还要防备更多可以伤及人命的冰裂隙。而科考队员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修理雪地车和雪橇，对生理和心理都是极限挑战。 随行报道工作难度也很大，要在途中摇晃颠簸、暴风雪、高海拔和极低温的条件下写稿，科考队停下作业需要跟随采访。有时修车修一整夜，我也同样一夜不睡，采访、拍摄、写稿，还要随时解决海事卫星发稿传输难题。 这些地方最大的问题是信号不好。如果在船上，只能把海事卫星带到船顶上发稿。每一篇现场发出来的稿件看似普通平常，其实都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生活方面就更是只能凑合了。科考队员住在类似集装箱的住宿舱里，生活舱是厨房兼餐厅，每天吃加热速冻食品。生活饮水靠融化雪水，在内陆冰盖科考的50多天里，洗脸多用湿纸巾擦拭，洗澡更是奢求。 虽然很困难，但这些特别的地方有新闻，作为一名记者有这样的采访机会，实在是太幸运了。而且，作为跑口记者，去有标志性的这些地方采访是责任和义务，没去的话内心反而很焦虑。 报道极地的自然和风物，记者带着历史和比较的眼光，稿子会更有穿透力和前瞻性。比如，我们参加长江源科考报道，每次在几乎相同的地方拍照做比较，同时结合科学家的科研和数据，能从冰雪的消融程度，真实、有力地印证地球气候变暖的事实，然后对人类活动的情况进行观察和思考，提出对策和建议。 著书立说突破新闻的碎片化 刘江：很多优秀记者都有著书立说的雄心，这也是一名专家型记者成熟的重要标志。你已经出版了《汇丰金融帝国：140年的中国故事》《洋行之王：怡和与它的商业帝国》《寻梦与归来：敦煌宝藏离合史》等专著。在新闻报道的忙碌之余撰写专著的目的是什么？ 刘诗平：写过几本书，是因为在碎片化的新闻报道中思考报道领域里的问题，想在更深入、更系统审视报道对象的基础上，加深对采访领域的熟悉和了解，从而帮助更好地做好日常报道。 比如，写作汇丰银行一书，缘起是我跑银行口的经历。每次去上海采访，我或住在外滩的百老汇酒店，或住在陆家嘴遥望对面。外滩那一排恢宏建筑里就有原汇丰的大楼，这对我触动很大。当时正是我国探索大型银行股改上市的时候，汇丰等著名外资银行的经营模式备受关注，是业内瞩目和研究的对象，我作为记者当然就关注到。 我跑银行口首先是重点报道中资银行。工农中建大型商业银行上市后如何发展？汇丰当时的国际化和多元化经营令人印象深刻，是当时中国上市银行重要的借鉴。 刘江：你是学历史的文科生，后来是分到了经济采访室，属于跨界，怎么做到在几年内就写出一本专著？ 刘诗平：除了日常报道，重要的是做研究。首先是宏观政策，其次是中观层面和微观个案。我觉得如果要跑好一个口，就要有纵深，既把握行业脉络，也要同时结合当下热点。历史学习是我的强项。比如，我跑银行口的时候，中国银行业正在改革，要向最优质的跨国银行学习，要有国际视野。国际银行业有哪些新的动向和发展趋势，解剖麻雀是一个办法。 我跑银行口的时候，曾经给一个杂志写专栏，内容以中国的银行为主，既关注现实，更探讨历史，尤其是晚清民国时期的金融，这是中国金融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阶段。汇丰、怡和在这时进入我的视野。怡和是现存中国最早的外资企业，是置身于世界五百强的著名家族企业和私营企业，中国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民营企业如何做到百年老店和基业长青，同样需要有跨国企业的借鉴。2003年，我被派驻香港，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汇丰和怡和的总部虽然都已外迁，但香港始终是它们的重要运营中心。 所以，我采访的领域、工作的地理环境和个人兴趣，最终都逐渐聚焦到汇丰和怡和了。从晚清到民国到时下的汇丰与怡和，于是成为我研究的对象，它们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都是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际知名跨国企业，典型性是没有问题的。 刘江：写书比写新闻稿更要有专业深度，你是如何准备材料开展研究的？ 刘诗平：所有相关的中英文著作和研究成果，尽可能找到和研读。不仅利用公共图书馆，我自己也花了两万多元购买各种书。长年的关注和日常报道，加上多年的积累，不难找到书写的课题。 刘江：与金融专家相比，你的研究优势在哪里？ 刘诗平：记者的研究更有现实关切。我写汇丰和怡和的时候，互联网没有现在发达，电子材料特别少，很不方便，我常常去香港大学图书馆、香港公共图书馆等查阅、复印资料，采用的还是比较传统的治学方式。 实际上，无论是书写外国银行，还是后来做敦煌研究，我这几本书在一些方面都是有关联的，都是在关注和探讨晚清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回顾中国与西方的接触，中国改革开放与全球化演进的历程。 记者写书有个很大的优势，就是视野比较开阔，及时关注各方动态和国内外时事，多年关注和追踪一个领域，同时有机会与所报道和关注的机构及其高管接触。不过，只能用业余时间写作，比起专门的学者，时间保证和深度方面还是有一些问题。值得一提的是，晶报和香港三联、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组织的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25本书评选，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洋行之王：怡和与它的商业帝国》这本书还获评了“阅读香港：25年25本书”，说明这些书写得还是有价值的。 刘江：从《敦煌百年：一个民族的心灵历程》到《寻梦与归来：敦煌宝藏离合史》，两本关于敦煌的著作缘起是什么？ 刘诗平：我在武大历史系读书和在北大历史系读研究生时，学习和研究的就是敦煌学和隋唐史。后来进新华社当记者，觉得要对敦煌做一个告别。1999年我在北京分社做记者时，正逢《敦煌学大辞典》出版，这本书是敦煌学的一个标志性成果。你别看是一个辞典，它其实集中了中国所有的敦煌学顶级专家来写词条。我觉得快到2000年了，敦煌藏经洞发现就要100周年，可以对敦煌做一个回顾和总结了，于是利用过去所学的知识，利用多次前往敦煌和丝绸之路的采访和旅行，同时专门去上海、杭州、武汉、广州等地采访敦煌学家和一些已故敦煌学家的家人，在导师和同行的帮助下，在孟宪实老师直接参与下，写成《敦煌百年：一个民族的心灵历程》。结果，无形中把学术和新闻联系在一起了。 刘江：最近出版《寻梦与归来：敦煌宝藏离合史》，你再次与敦煌“相遇”有什么新感受？ 刘诗平：我的目的是想把敦煌和丝绸之路介绍给普通读者。敦煌学这20年来发展非常快，出版了很多新东西，有很多新发现。敦煌学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拥有全世界的研究者。敦煌的历史也是丝绸之路发展的缩影，当时最大的全球化就是丝绸之路，它连接起了亚欧非大陆。我个人这些年恰好也在全世界跑，尤其是全世界的海洋，深刻体会到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人的冒险探索与世界贸易的发展，以及当今世界格局的形成和演进，不断思考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怡和、汇丰和敦煌三个案例，都是记录世纪转型中的中国与世界，是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度在国际经贸、金融、文化等领域中经历的碰撞、痛楚与新生。 刘江：我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记者的身份。近年来，不时有人提出互联网时代记者的职业没有出路。你怎么看？ 刘诗平：首先，媒体的技术和手段确实是变化了。当年我们入行时基本要求是文字能力，国内部和中央新闻采访中心日常只做文字报道。现在除了文字之外，图片、视频成为必会技能，而且要真正拿得出有融合力的新闻作品。 其次，媒体的传播方式和读者接受新闻信息的习惯也确实起了变化了。自媒体的蓬勃发展，短视频大行其道，人人都有麦克风，对新闻的要求已经不同于往日。 但是，无论新闻从业人员生存空间受到的挑战还是AI技术的日新月异，都在提示我们，新闻最核心的竞争力应该还是优质内容。在提高新闻采访质量和触达受众的能力方面，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想，无论技术迭代发展到什么程度，人类还是需要体验、情感和智慧，需要对世界和自我的客观认知。而公共价值的实现，没有严肃新闻的创造者，显然是无法完成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