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少企业二代真正愿意接班。”俯瞰窗外的繁华景象，“厂二代+”创始人王意苦笑。 今年28岁的王意是潮汕人，是一名“企二代”。2023年，她开始做厂二代社群，短短两年时间，社群成员已超过3600人，其中80%都是海归。 王意把2024年称为企二代“归巢”的元年。“随着回家接班的二代越来越多，这个群体受到外界关注，加上一些‘企二代’个人IP做得红红火火，受此影响，今年以来，更多‘企二代’选择回归。他们也不再排斥被称为‘二代’。”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企二代”摆脱不掉的一个标签是：除了有个优秀的父亲或母亲，一无是处。“所以以前这个群体对于‘二代’这个称呼较反感，现在大家开始接受它。”王意提起自己“二代”的身份，反而觉得骄傲，“我有个很棒的爸爸。” 2023年，果酝东方主理人王玉娇辞去了北京的工作，回到江苏连云港，半年后决定回家接班。接班后，她开始关注“企二代”这一群体。据她观察，新一轮二代接班潮在2024年就已经开始了，今年是企业代际传承的高峰期。 社交平台上也涌现出一批回家接班的“企二代”，他们或记录接班经历、打造个人IP，或倾诉接班之苦、交流经验，或寻求合作机会?? “毫无疑问，民企接班浪潮正在扑面而来。”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高皓对《中国企业家》说。 对于“企二代”而言，人生选择不止一个，但接班或许是最难的那个。原世铭是二代成长平台继同学社的联合创始人，也是一名从事能源行业的“企二代”。2023年上半年，为了交流、探讨二代接班困境，他参与联合创立了继同学社。 他告诉《中国企业家》，很多“企二代”在回家族企业前，需要权衡的是：回去从零做起，在经历各种挑战后，完成接班过程；还是在父辈资本积累的基础上，转型做投资。更多“企二代”会选择后者。他身边的二代中，真正回到自家工厂的，仅1/3左右。 而选择接班的“企二代”，大多会无奈地摇头，“我们别无选择。”在企业传承、职业经理人制度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职业经理人不在很多一代的考虑范围内，只能由“企二代”接班，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企二代”，对企业最忠诚。 原世铭是家中独子，这就决定了他必须走这条路，“你不做，没有人来做”。即使在多子女家庭，长子、长女一般会被家庭赋予更多期待——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制度下，长子、长女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很多人因此被动回家接班。 箱包企业浙江卡拉扬集团的二代沈若伊向《中国企业家》讲述了她接班态度的转变。出生于1996年的她，是家中长女。2016年，家里公司因为担保问题，一下背负4000多万元的债务。那时，她远在英国，刚申请上心仪的大学，父母却依然咬牙支持她完成学业。危机之后，她觉得，自己必须要承担起父母一手打下的事业。 谢小薇接班的想法，同样源于一次公司危机。她父亲于1994年创办了广州第一家红外遥控器生产工厂，十几人的小作坊逐渐发展到600人企业。2018年，公司中的亲戚挪用600多万元公款，父亲因此突发心梗住院。她决定回国接管公司奥力科技。 无锡星亿智能环保装备公司总经理匡泓决定接班的时刻，则显得温情许多。在他大学毕业计划留澳大利亚发展的时候，他接到了父亲的电话。在那通电话里，父亲近乎“耍赖”般地说，1987年创业时的200元资金中，有100元是村里给刚出生的匡泓的随礼，所以匡泓有公司一半的股份，必须回来接班。 匡泓架不住父亲的感情牌。他在澳大利亚上学时，父亲就时常给他打电话，说父母的牵挂、聊公司现状，“有时候说得让你真的没办法”。最后，匡泓综合考虑，决定回国接班。 王意一直明确表明，她不接班。目前，家中企业由哥哥接手。尽管如此，王意有自己的考量，即使不回家接班，她可以在外为家族多谋一条路。甚至，她做好了备胎的选择，当风险来临时，要第一时间顶上。 从小受父母影响，王意的家庭观念很重。她觉得，让她非常受益的教育是，要有责任心。“我不一定要为家里带来多大贡献，但要有为家庭兜底的能力，需要我的时候，我要能站出来。” 今年25岁的王翠婷，是广东库斯家居创始人王珊的长女，她在申请出国留学时，接到了父亲的电话，两人聊后统一了想法——先不留学，直接进公司接班。王翠婷告诉《中国企业家》，决定接班，更多考虑的还是父母，“父母年纪大了”。而父亲的考虑是，希望在他有能力、有时间的时候多带带王翠婷。 成立于2012年的库斯家居，有较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但王翠婷的父亲告诉她，真正核心岗位的决策权，必须是自家人，“无论企业发展到什么阶段，我们必须要有一票否决权，但是如何拥有这一票否决权，那就靠扎扎实实的经历、能力。” 思本天道创始人、资深二代教育者戴明朝博士向《中国企业家》这样总结中国“企二代”的特质：与国外的二代相比，中国的二代更勤奋，普遍雄心壮志，想做一番事业，也更有家庭责任感，会在自我和家族需要的平衡中做出更多妥协。 强烈的家庭责任感、为家族妥协，这一点在接受采访的“企二代”们做接班抉择时体现得极为明显——父母、家庭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 当然，也有“企二代”在对外部环境、社会竞争、个人能力和期待等进行理性分析后，主动做出回归的选择，还有“企二代”是为了实现个人价值而回归。 01 自我证明的“陷阱” 王翠婷是在2024年初回到自家公司的，如今接班刚一年。“我当时是抱着‘我就是接班人’的心态回来的，结果啥也不是。”她说着，自己笑起来。但接班之初内心的复杂，远不是这句戏言所能表达的。 过去的一年，是她最焦虑、压抑的一年，“因为自身的期望与成绩差距很大”。 刚进公司的时候，王翠婷的父亲将她安排在采购岗位，希望她未来掌管公司采购大权。但王翠婷无法忍受采购的一成不变，她希望转去销售岗。这遭到了父亲的拒绝。 父亲数次劝她，“采购轻松，适合你。你做不好销售的。”最后，在她的坚持和争取下，她去了最苦最累的爆破岗位，继而转往销售岗。 令她难过的是，父亲为她苦心规划的路线，并不是她所想的；她想做的，被父辈否定，自己又确实没有做出成果。 频繁的调岗，也让同事对她产生意见，觉得她是去公司混日子的。有同事当面调侃，“又换岗了？之前的岗位做得不开心吗？”那是她最难熬的时候，甚至产生过放弃的念头。 “不能把事情做砸了，做砸了就失去了信任。”王翠婷说，对于“企二代”来说，信任是最宝贵的东西，如果消耗掉了父辈的信任，就很难再把它重新建立起来。 几个月后，她找到了新赛道——新媒体。那是她亲自去跟父亲谈的，在这之前，她观察了很久，关注到一些“企二代”的IP，也看到它给传统工厂所带来的转化效果。 她没有找第三方运营，也没有申请任何预算，团队加她自己，只有两个人。幸运的是，这次她终于看到了正向反馈，尽管不大——在没有投入任何费用的情况下，做了不到1个月，获得100多个客资，及企业800多万次的曝光。她向父亲汇报，父亲板着脸，“行吧，才做一点点，也没有怎样。”但转头就跟行业朋友说，“小闺女做了一点客资，也算有点成绩吧。”她微妙地感受到，大家对她的信任在增加，“不再像以前那样，当你是透明人”。 沈若伊也深有感触，她曾幽默地写了个段子：二代进公司接班，大家对你的态度，从“你懂什么”，变成了“您懂什么”。一次，她向妈妈提出自己的建议，妈妈非常生气地对她甩下一句话，“你不打粮食，就不要来指导我。”这让她意识到，没有成绩的二代，连父母的耐心也是有限的。 复盘过去一年的经历，王翠婷觉得自己当初坚持从采购转向销售，本质上还是因为做采购难出成绩，销售出成绩快，只有出了成绩才会被认可，“不然领3000元工资都觉得不踏实”。 二代的身份逼着王翠婷对自己提出了更高要求，“要配得上这个身份，就得更加努力，做出更多成绩”。经历这一年，王翠婷开始变得从容，“不能着急，所有人的评价都不要在意，自己的能力和结果有没有达到心里的预期，才是最重要的。”她也发现，找一个擅长且真正喜欢的领域，持续去做，一定会出成绩。 “二代始终只是一个身份，自证的行为不只是给父辈看，更是给自己看，只有不断完善自己的能力和信心，未来才能真正管理好企业。”王翠婷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