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错：没有专心致志做产品、踏踏实实走长路的意识，喜欢的是赚钱越多越好，甚至不惜投机取巧去赚钱 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企业善于应变不是错。但是中国富豪的一个特征是不喜欢“立常志”，而喜欢“常立志”，在把握赚钱机会上嗅觉一流，在坚持初心上放任自流。所以多元化成为他们的企业战略偏好，隔三岔五改变主业也不稀奇。这导致中国的好产品少，能通达世界赢得尊重的好产品特别少，因为好产品是磨出来的，呕心沥血熬出来的。“好”，是时间的艺术。 前段在香港，一个广州的商业地产商对我说：“我们也偷过红线，改过容积率，在空地盖停车场再改成商业，但最近碰到一个北方开发商，才真算开了眼界。这哥们相信‘捂地才无敌’，死活不开发，等着土地升值。这样下去政府要收回土地的，而且最近几年越管越严。他就灵机一动，找了几个朋友谋划，用公司名义向他们借钱，故意违约不还，这几个朋友到法院申请冻结他的公司财产，土地就给冻结了。一个官司打了N年，地捂住了。” 中国的富豪真聪明，可是如果把聪明都用在这些地方，蝇营狗苟偷鸡摸狗，怎么可能有中国好制造？！ 我没有和刘强东交流过，但在看《创京东》这本书时，我对他的几段话非常赞同。他说： “到国外看了这么多企业，你会真正理解每个企业的追求可能不一样。欧洲的企业，让人惊奇的都是几百年传承，家族做了8代、10代，英国有家很著名的面包店已经是第12代了，还是每天烤几百箱面包出来。卖完了，就算还有很多人排队，也对不起，我不卖了。人家每年还带家人出去度假几个月。以它的知名度，销量、规模完全可以翻10倍以上，烤更多面包，赚更多钱。我去纽约，有家很有名的日本料理餐厅，有几个月也歇着。不是不要赚钱，而是要休息。 “而中国人都愿意抓住每个赚钱的机会，如果说今天我能赚10个面包钱，绝对不会只卖9个，卖9个他睡不着觉，他就会想，今天本来可以卖10个，为什么今天只做了9个呢？他明天就会做11个面包。 “中国现在主流的成功还是以赚更多钱作为一个重要标准。在中国，只要你公司赚钱了，足够有钱，即使过去被无数人看不起、不屑的人，也变成一个英雄。比如有的人弄各种假的保健品，狂打电视广告，赚了几百亿之后，现在大家一提他，每个人觉得他就是教父、成功企业家，只要有钱，你就是成功。” “我更希望有一天中国的企业家做企业还是以追求幸福为目的，但追求幸福不能建立在懒惰的基础上，而要建立在创新、努力的基础上。我觉得美国树立了比较好的体系，既能激励你，又不会让你太懒惰，从而让每个人过得有尊严和幸福。” 刘强东“挤兑”的这个中国富豪是史玉柱，明眼人都看得出。不过坦率讲，我觉得史玉柱算好的，第一讲诚信，盖巨人大厦集资借的钱，全部还清，重新站起来；第二，我问过他，脑白金里的主要成分是褪黑素，确实有助于老年人睡眠。不是瞎编故事；他从民生银行贷巨款炒股赚钱，只要手续合规、准时还钱，吴小辉（注：吴小辉是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安邦是民生银行股东）都说他不急，我们急什么呢？史玉柱今天的定位不是企业家，就让他好好赚钱做富豪吧。 但是，刘强东式的感受，我也有。看到90年代的知识英雄变成今天的资本豪强和电视屏幕上的成功教父，我心里也是六味翻陈不舒服。 第四错：没有“官商之间淡如水”的边界意识，习惯于“不找市场找市长”，扭曲资源配置，导致不公平竞争
尽最大努力消除官商勾结、寻租牟利，这是中国建设现代、文明、法治化的市场经济，避免“拉美化陷阱”“菲律宾式腐败”必过的大关，其中限制官员滥用权力的制度建设是根本。但是，也不能不说，正是一些富豪的行为加剧了官商勾结、寻租牟利的程度，使得我们的营商环境，在一段时间里不仅不公平而且加速劣质化。从上世纪末“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的走私大王赖昌星，到去年8月出逃的郭文贵，通过“搞掂”乃至“要挟”官员以实现特殊利益安排，曾是一些富豪的常规打法。用各种方式为官员及其亲属“埋单”、当官员的“白手套”，一边提供私人飞机和色情对象，一边用隐秘设备偷偷摄录，在富豪中也不鲜见。至于像刘汉那样通过与权力结盟，以司法手段置商界对头于死地的案例，其所践踏的不仅是商道，还有社会的基本正义。 我听胡润说，过去大家怕上富豪榜，现在基本很接受了，有的人还希望上。看看吧，郭文贵2014年在胡润百富榜上以155亿元的个人资产，从2013年的第323名飙升至第74位，但这年他就东窗事发。胡润你要不要编个“出逃榜”？ 由于官商勾结，从项目到产品，很多招标都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统统潜规则。我经常觉得“背反”：中国富豪一边呼唤市场化少干预，一边习惯性地“不找市场找市长”，他们和各种领导的合影以及领导本人的书法，都放在办公室醒目位置。 倒下一批腐败官员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官员的干预，使得普惠政策变成特惠政策，公平竞争原则荡然无存；原来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通过多元化的补贴一直苟活，但总有一天，当补贴型企业的产能纷纷释放，就是大过剩，今天中国经济的困难之一就在这里。 习大大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在新常态下，富豪和政府官员之间，应该是各守本位、保持距离的关系（arms-length relationship），是从合谋型、寻租型、补贴性的官员依赖到“有界限、有规则、知分寸”的政经互动的关系。拜托富豪们少打一些官员个人的算盘，让他们太平一点吧，你供认个几万块没事，他们要坐几年，还是积点德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