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错：没有健康的纳税意识，还口口声声承担社会责任，丧失了社会与企业间的基本契约精神
资本主义精神的完美代表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是逃不掉的，那就是税收和死亡。”在美国，林肯于1862年建立的IRS（联邦税务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被称为“最能让人闻风丧胆的部门”。 而我碰到的不少亿万富翁，谈到税收，最常见的态度是，“中国的税负太高了，雄踞世界前列”（依据是福布斯全球税收痛苦和改革指数），“必须减税，企业才能活下去”，“税务局还要我们提前缴税，太离谱了”，等等。 而有一次我问一位百亿级身家的富豪一年交多少个人所得税，他笑笑：“那倒不多，我月薪1万元，交不了多少。”我说我们报社一半以上的人都交的比你多啊。还有一个房地产富豪，建了好几个珍宝馆，犀牛、象牙、字画、艺术品等大量添置，全由公司购买以冲抵成本，这些宝物在他办公室放一两天证明是企业资产，然后就挂回家了。这种以富豪私人消费冲抵企业成本、达到节税目的花样，足可以编一本书。 我无意指责富豪的避税节税行为，毕竟税负是决定投资意愿的重要因素，而投资是全球竞争的结果。我也认为，中国企业的综合赋税水平特别是“五险一金”标准过高。财政部老部长项怀诚有一次看《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专门写信给我，说，“中国的税制应当是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重惩罚。贵报漏了‘低税率’三个字。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原则，是我的理念。我本人一直倡导低税率，反对过高的税负。”但是，当你想到，中国在资本利得方面，既无遗产税，极少房产税，二级市场炒股收益也免税，富豪还可以通过种种方式“消费成本化”，动不动就能从政府那里得到“非经常性损益”，而他们的个人所得税标准竟然比我们一般白领还低，不是太吊诡了吗？他们还好意思说承担社会责任？ 其实，中国富豪企业的实际税负水平并没有他们经常渲染的那么高。全国工商联编制的“2015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数据显示，2014年民营企业500强纳税总额占全国税收的比重为4.81%（第一是了不起的华为的了不起的337亿元），比我想象的要少不少。中国富豪说美国什么什么好的很多，但说美国税制好的很少，有的富豪想移民，一了解美国的“全球缴税体系”，就望而生畏了。 我尊敬的企业家，是印度软件企业Infosys创始人之一穆尔蒂(Narayana Murthy)这样的人。他1981年与另外6名年轻软件工程师变卖了包括妻子首饰在内的细软，集资1万卢比(相当于1000美元)白手创业。“这个公司未来要变成什么？营收最高？最赚钱？还是市值最高？”他决定，“我们要变成最受人尊敬的公司”，其标志是要有最好的公司治理，“与这块土地共同成长，最后跟整个社会取得和谐共处”。他认为公司治理与钱无关，“即使我们没有钱，刚创业时就遵守公司治理原则”。 当年印度从国外进口软件要交纳150%的税，很多印度软件公司故意把软件包拆成软件光盘及操作手册，因为操作手册不用缴税，他们还把手册定价在整个软件包售价的90%，这样就只要缴交本来150%进口关税的10%。而穆尔蒂决定，还是卖整套的软件包，因为要遵守公司治理。穆尔蒂在公司电话账单中的每一笔私人电话费都切割出来自付，他开普通的三菱Lancer，端盘子和员工一起在食堂吃饭，却把个人财富中的60%放进Infosys基金，因为他的信条是“金钱的真正力量在于施予”。他梦想印度实行“有人情味的资本主义”，不仅有“资本主义的脑”还要有“社会主义的心”。 因为印度经济还远远不如中国，所以不少中国富豪谈到印度都会笑。但在我心目中，一个穆尔蒂的言行足以将整个印度企业家的形象带上一个境界，而中国，隔一段就发生一次匪夷所思的产品事故、安全事故、坑蒙拐骗、金融诈骗，中国富豪的形象能有多好？ 第六错：没有包容性发展意识，处理不好和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比如，动不动就嘲笑国有企业没有企业家。真心说，我也认为传统国企模式没有未来，但再说三遍，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是一种精神特征，不是身份特征和身家特征。不要再说国企没有企业家。充分竞争的国企、能够自主决策自担风险的国企、不断创新提升效率的国企，必定涌动企业家精神，否则我们不会有蜚声世界的高铁、核电、国家电网、中国建筑、航天科技，不会有华润、中粮、招商局、青啤这样非常国际化的集团，不会有宝钢、中集这样高效的企业。也不要简单地说，国企领导都是“A4干部”，所以不可能有长远打算。从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人饶斌、石油工业的奠基人康世恩开始，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实际上是性价比超高的“事业家”，没有什么物质激励仍然创新进取。我交流的国企领导不多，但从上世纪90年代的孙文杰到今天的宁高宁，每有所听，都收获满满，并不亚于最出名的那些民企富豪。 富豪更喜欢嘲笑职业经理人（特别是外企的），说职业经理人“只会跳槽不会跳楼”（你又不把股权分给他，他凭什么跳楼），只会做PPT、对过程负责、对结果不负责。今年参加“亚布力年会”时郁亮也说过一次，说很多大企业家对职业经理人都有点不屑一顾，觉得职业经理人缺乏承担，缺乏责任的担当，基本上是包赢不包输，输了跟我没关系，最多我拍屁股走人就是了。 毫无疑问，所谓Founder Manager是企业家精神最旺盛的，但只有一代，个人终有一死，公司方可长存，而且如果公司创始人固执己见，也会把企业搞糟（比如王安）。“血缘资本主义”能解决产权激励问题，但二代、三代能够连续成功经营的案例并不多。从长周期来看，整个商业世界的驱动，更多是依靠大量的职业经理人的奋斗。从通用汽车的斯隆到通用电气的韦尔奇，从英特尔的格鲁夫到IBM的郭士纳，多少职业经理人身上洋溢着伟大的企业家精神！ 1909年，泰罗在《科学管理原则》中证明，“合理的、以事实为依据的管理能够提高生产力”。德鲁克指出，由于泰罗的出现，我们的生产效率以每年3%到4%的复利增长，这是现代世界繁荣的基础。1977年，钱德勒出版《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The Visible Hand：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认为“现代工商企业在协调经济活动和分配资源方面已取代了亚当·斯密的所谓市场力量的无形的手。……现代工商企业已成为美国经济中最强大的机构，经理人员则已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决策者集团。” 在“赋能分享”(empowerment)已经成为新经济条件下最重要的组织原则的背景下，还有那么多富豪不信任职业经理人，奚落职业经理人，这种企业要能做好，太阳真可以申请从西边升起了。 甚至，这些问题都不用“掉书袋”来证明。在媒体行业，在我25年的职业生涯中，我见过太多充满企业家精神的职业经理人了，比如我以前的领导黎瑞刚。中国有很多行业至少目前还不能民营化，但已经市场化，而只要按照市场规律办事，这些行业就能开出灿烂的创造力之花。 富豪在厚德载物方面的欠缺，也使得我们从整个生态和产业链的角度，看到了太多“渠道霸权”、“超期限占款”、“压榨供应商”、“以大欺下”和严重“三角债”。我刚在深圳参加一个管理学论坛，碰到奋达科技（002681.SZ）的董事长肖奋，他们是做无线音频的，很创新，供给国内智能手机厂商。他对我说，“他们都说搞生态，其实是搞帝国，要我的核心技术，我不给，转头就找另外的供应商压我，幸好我坚持自主，否则也被吞噬了。” 滚滚长江东逝水，富豪再富也是阶段性的。要生生不息，就要有包容性意识，真正构建共存共荣而不是一家通吃的大生态。否则，现在再牛，也撑不久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