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是闲话。那一个作家呢，就是浩然了。浩然在他们眼里也是容不下的。 其实,对这位泰斗的话真的不必当真，举个例子吧，1956年，这位老先生对刘绍棠真是赞赏有加，他在当年九月给一位中学生的信中说：“中国地大物博，大有人在，通县不是出个刘绍棠。他的《山楂村的歌声》我看不见得比苏联那个差，……解放后的中国农村新生活被他描写得风光旖旎，栩栩如生！笔下的人物写一个活一个，活脱脱的犹在在眼前。”后来，后来，反右开始，这位大师前辈立刻翻了脸，连写了三篇文章，批判刘绍棠，还把他收入论文集中。他说没想到共产党会给右派平反（这有点投机的味道吧）。现在，他又说什么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对于这样的大师，我们又怎么能信服呢？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起了契科夫的《变色龙》。（其实，那个年代也出现了不少好作品，如小说《闪闪的红星》《万山红遍》《海岛女民兵》《沸腾的群山》《大刀记》《桐柏英雄》等，只不过是这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罢了。） 此外，就是质疑他的作品《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了。有学者某公说《艳阳天》直接图解出一幅农村阶级斗争的图像：作者用‘两军对阵’的二元对立的模式，写出了一个合作社在麦收以前的15天里发生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敌人’的一方，不但党内外相勾结，而且与城市里的右派挂起钩来；不但思想路线上有分歧，而且还杀人闹事，萧长春之流就在这样虚构的”战争“中成了风口浪尖的英雄人物。这样的生活图像，戏剧性当然很强，但究竟是真实地反映了农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民的精神面貌，还是为了图解错误的政治口号而歪曲了生活真实，在经过了惨痛教训以后的今天，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什么图解错误的政治口号？歪曲了生活真实？您图解一个我瞅瞅。其实，对于这样的作品，我们还真不能胡批乱猜，人物是文学创作的核心。特别是叙事性文学（小说、戏剧、电影、叙事诗）更离不开人物。一个作家有没有本事，能否成为大师，关键是看他在文学史上增添了几个人物。无论两军对阵也好，还是二元对立的模式也罢，关键是看作者是不是从人物出发，关键是看他给我们创作几个活灵活现的人物。我们可以忘掉莎士比亚，但忘不了哈姆雷特、夏洛克；我们可以忘掉王实甫，但忘不了崔莺莺、张生，尤其是红娘。我们可以忘记鲁迅，但忘不了阿q；我们可以忘了《艳阳天》的故事情节，但忘不了肖长春、焦淑红、弯弯绕、马大炮……老舍先生说得好“世事万千，都转眼即逝，一时新颖，不久即归陈腐，只有人物永不垂朽。所以，十续《施公案》，反不如一个武松的价值也。”再给您举小例子，笔者在西海子公园遛弯，见几个人在玩牌，“敲三家”计分的。玩了一会儿，一个老者急了，和一个年轻人吵道：“你怎么跟马立本是的，尽记花账。”马立本在《艳阳天》中并不是主要角色，而这位老者记忆之深，可见《艳阳天》影响和浩然塑造人物之功力。至于说浩然将地主“妖魔化”，那就看您怎么说了，那么“南霸天”这个典型算不算妖魔化呢？“黄世仁”呢？我们共产党干革命不就是推翻三座大山吗？其实，说白了，学者质疑的恐怕不是浩然，而是那个年代。质疑那个时代呢，您又不敢说，因为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党中央还没有否定合作化，没办法，您只有拿浩然来“砸筏子”了。其实，任何作者的写作离不开当时的生活环境，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我们不能拿现在的观点、价值观来评价作品，如果那样，我觉得和文革没什么两样？我发现有的学者批文革，却用的是文革语言批判浩然，用恶毒的语言说空洞的废话。话说回来了，如果您处在浩然的位置上，又会如何呢？就说大跃进吧，有多少文人学者对其大加赞颂，郭沫若不用说了，周扬先生编了个红旗歌谣，这可是真真的。就连咱们国歌的作者田汉先生不也敢为天下先，写了一个剧本叫《十三陵畅想曲》吗？说过了二十年咱们就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按需分配，一棵树上可以长出各种水果；倭瓜长得像磨盘，肥猪一头1500多斤，一人一天能吃一头猪，人们到火星旅游等等，可到了1967年呢，老人家已经进入了监狱。您说谁能想得到呢？所以，用老百姓的话来说，谁都不要说嘴儿。您看看浩然这一时期，有这样的作品吗？大概很难找到吧，因为浩然扎根于人民。如果读者有兴趣，可以看看浩然的《新春曲》。就从这一点上看，我说浩然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是一个高度有责任感的人民作家，恐怕不过分吧。对于《金光大道》评价也是如此，王馥荔不就是因为《金光大道》中的“天下第一嫂”而闻名影坛的吗？其实，对浩然的作品，不少学者还是说了公道话的：著名学者易中天就说过“在那个时代里，我反复阅读的文学作品就是浩然先生的《金光大道》和《艳阳天》。无论这些作品在今天看来有多少不是，但浩然先生对农村和农民的情感是真实的。他的作品，充满乡土气息，贴近人民群众，全无八股腔调，至今值得学习。”著名的评论家雷达得知浩然去世后颇为感慨。“他也是我关注已久的作家，早年我曾对他的创作写过专门的论文。”在雷达看来，浩然是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他的《艳阳天》文本具有很大文学史研究价值和认识价值，“虽然带有为当时政治服务和阶级斗争色彩，有扭曲生活的成分，但由于作者对中国农民的熟悉、人民意识，其中塑造的一些主要人物形象还是有血肉的，颇为人称道。纵观他的创作，可见他是个有良知、有人民意识的作家。”当然，这样有良知学者还是很多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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