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就是《西沙儿女》了。最近，我把《西沙儿女》又看了一遍，也许我的水平太低，我怎么也看不出《西沙儿女》是歌颂某某的。我倒是看到《广东文艺》李冰之的文章《评浩然和他的西沙儿女》倒像是文革时期的大字报。我真替作者汗颜，您还是本地的作家主席或副主席呢，就这水平。按照您的逻辑，浩然不该写这部作品，写这部作品就是为某某树碑立传，这就让人看不明白了，他不写，那么谁来写，您吗？您又不写或者说某某不用您写，那也得有人写呀！这是多么重要的题材呀！难道写这个题材还有罪吗?如果按照您的逻辑推断，难道说西沙不是中国领土吗？西沙保卫战打错了吗？您要是那样，恐怕会被中国人民所唾弃了。对《西沙儿女》，我不想多说，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小说。第一，他是第一个写“西沙之战”的小说作品。第二，他反映西沙自古就是中国领土，西沙儿女世世代代都生活在这富饶美丽的土地上。三、他反映了中国人民为了摆脱帝国主义侵略，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精神。四，浩然用诗一样的语言，赞美西沙，结构作品，是浩然千万字作品中另类。是形式上的创新。当然，并不是说这篇小说艺术多么高明，就是因为它有那么多第一，必然存在着缺陷，就像胡适早期的诗歌《两只蝴蝶》一样。“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又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就这首诗，放到现在，连县级刊物都不会发表。因为它是第一首白话诗，因而成为经典。文学史上就有地位。浩然的《西沙儿女》也是如此，作者西沙生活的先天不足，靠采访得来的材料，造成了人物的单薄，我认为这是小说致命的缺陷。
浩然对文学的另一大贡献就是他的文化绿化工程了。关于文化绿化工程，有许多作者都写过，我不想多说，只谈两个小例子吧。一个是通州的张宝玺，宝玺自幼喜欢文学，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曾发表一些小作品，是1972年吧，浩然到通州（县）搞文学绿化工程，他自然参加。第一期学习班应该说出了不少人物，如杜德印、王梓夫等，张宝玺当然也在其中。应该说宝玺在这次学习班中收获不小，他写了两篇作品，一篇名《秧苗》、一篇叫《志刚》，《秧苗》经浩然修改后发表在《通县文艺》上，名为《翠绿的秧苗》。当时宝玺二十多岁，已经是某公社党委副书记了，可以说是前途无量。后来，宝玺又当了公社书记，县团委书记，水利局长、交通局长，文化局长。每次提拔，领导都要找他谈话，说，听说你还在写小说，不要写了，写那玩意有用吗？你这么年轻，前途无量啊！是啊，现如今，当官想当更大的官，有钱想有更多的钱，大家都很忙，都很累，您想，谁还管文学这个劳什子？可宝玺不行，他哪能放得下文学呢？白天，他就拼命的工作，晚上呢，他就加班加点写小说。写完了也不发表。一晃18年过去了，宝玺积攒了大量的小说。宝玺是北京市市政协委员，一次，他到北京去开政协会，正好与一位名作家也是政协委员做邻居。宝玺就拿自己的小说，敲了敲那位名作家的门。那位名作家好像在给上海的一个什么人打电话，讨论什么问题。名作家打完电话，见到宝玺，说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宝玺小心翼翼地说，这是我的小说，想让您给看看……你没看我这忙着呢吗?我没空儿！宝玺说，我先搁您这儿，您什么时候有工夫您给看看。那位名作家冷冰冰地说，我没工夫，没时间！宝玺也是个有血性的人，他哪经得起这个，他拿起自己的稿件摔门而去。 过了几天，他和梓夫去看浩然，那时，浩然正在三河搞文学绿化工程。说了几句闲话后，浩然拿出了十八年前宝玺写的小说《志刚》，给了宝玺，说物归原主吧！宝玺捧起这篇小说，见上面有浩然密密麻麻修改的文字，眼泪差点儿流了下来。是啊，这是一个名不见经传普通业余作者的草稿，浩然将他细细修改，并保存了十八年，这是什么样的情分啊？他想起了那位名作家，想起那次尴尬遭遇，天壤之别呀，他从心里发出，浩然才是我们的人啊！第二天，他将自己的小说稿给了浩然，说您给看看，这就是我现在的水平，我想找一家出版社出书，请您给写个序。浩然热情洋溢给他写了序。这就是张宝玺的第一部小说《女人和月亮》。在序中浩然对其作品进行认真的分析并给予鼓励，从那以后，宝玺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写出《运河恋》、《大河惊梦》、《爱之梦》、《野神》、《雪梦》、《沉重的爱》、《鲜花送给你》、《沧桑》、《盼你早回家》、《三生梦》、《潜流》等，浩然也多次为其作序，称其为“张宝玺现象”。并在美国出版《张宝玺文集》六卷本。张宝玺成为中国一个很有影响的作家。
|
